文化與語言相互研究的理論鉤沈(下) 黃瑞田
( 原載《南師語文學報》)
五、怎樣通過語言來研究文化？
從上面文化與語言的對應關係，可以知道文化是依賴符號產生並保存，尤其是發音清晰的語言。英國科學家貝爾納在《歷史上的科學》中闡述：「語言是現今仍然存活的古代遺物。」[1] 因此從語言的研究中，我們可以了解文化的層次，可以看出文化發展的軌跡，也可以探尋語言在文化傳播交流中的作用；從文化的角度來看，也可以了解文化對語言系統、語言觀念、語言發生、語言發展、語言接觸和融合，以及文字和準語言的影響。
首先，我們可以從語言來了解文化的層次：在古代畜牧社會裡，六畜是主要的牲畜，所謂六畜，是指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《爾雅》是古代第一部詞義分類的詞典，也是名物釋義的匯編，因此分析《爾雅》收錄的有關名詞，可以考察我國畜牧業的演變。翻查《爾雅‧釋畜》的記錄和解釋，馬有五十一個名稱，牛的名稱有十八個。根據性能來分，馬分為一般馬和良馬，良馬又分為騉蹄、盜驪……等六種名稱，根據毛的顏色，又把馬分為三十二類，例如後足白的叫「驤」，毛色有淺黑間白的叫「駰」，毛色蒼白相雜的叫「騅」，等等。馬的名稱會這麼多，是因為馬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戰爭頻繁，馬在戰爭中和交通方面的的重要性使然。至於牛的名稱有黃牛、水牛、菜牛、耕牛……是因為當時獎勵耕織，與人類的生活密切。馬與牛在戰國時代的政治及經濟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隨著社會的演變，「六畜」在中國的經濟社會中所佔的地位逐漸的下降，分類就不再那麼精細，根據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編寫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和傅興嶺、陳章煥主編的《常用構詞字典》而收錄的詞匯來看，馬的名詞只剩七個，牛的名詞只剩九個[2]，這是因為馬、牛在現代社會中已經逐漸失去了利用的價值，人們無須對牠們的功能多作精細的分辨，所以名稱就越來越籠統，這樣的變化，正好可以證明中國社會由畜牧文化、農業文化的變遷層次與過程。
其次，以「娶」與「婚」來研究中國的古老婚姻文化。《說文解字》對「娶」字的註釋：「取婦也，從女，取聲。」就字而言「取」與「娶」為古今字，而「取」本義為「捕取」，所以「娶婦」有掠奪成婚的意思。至於「婚」，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婚，婦家也。禮：娶婦以昏時。從女、從昏，昏亦聲。」
但，從語源學來看，「婚」本作「昏」，原指日暮。「娶婦以婚時」正是掠奪婚在民俗上的遺跡。[3]
在中國的婚制裡，有一夫多妻的情況，我們可以從「娣」字來印證。《爾雅．釋親》曰：「女子同出，謂先生為姒，後生為娣。」郭樸注云：「同出謂俱嫁事一夫。」這正是當時姊妹共事一夫的婚姻形態的反映。
《詩經．邶風．谷風》云：「宴爾新婚，如兄如弟。」以現代的看法，應該是以疏(兄弟)比親(夫婦)，然而，就血緣關係來說，兄弟應該比夫婦親才對，與中國古代的思想相符，這句話所反映的是天倫(兄弟)重於人倫(夫婦)的文化思想。[4]
中國的成語裡，有非常多的文化遺跡，例如「罄竹難書」，現代的意思是形容歹徒的罪惡多得寫不完，古人的「罄竹」是指竹簡用完了，也不能將歹徒的罪惡寫清楚。從這個成語裡，可以看出竹簡是中國還沒有發明紙以前，是用竹簡來寫字。
一提到用竹簡寫字，又會使人想起文天祥〈過零丁洋詩〉中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的詩句。在這句詩中，比較令人不解的是「汗青」這兩個字為什麼解釋成史策？「古代無紙而用竹簡，將竹簡用火烤炙，至流出汗液，取其青而易於書寫，且不遭蟲蠹，故稱汗青。」[5] 從語言中可以研究古代文化，又是一個例證。
從語言不僅可以研究遠古的文化、中古文化、近古文化，甚至可以近代文化、現代文化。前面提過的洋經濱英語就是個實例：在國民黨統治期間，為了紀念孫中山、蔣中正，把各地火車站前面的馬路，或與鐵路平行的道路，命名為中山路、中正路；甚至以中山、中正為各級學校名稱；還有一些公眾建築物，也以中山、中正為名，例如中正文化中心、中正紀念堂；除此之外，中國革命先烈的名字也被廣泛的使用在台灣馬路的命名上，如高雄市的覺民路(林覺民)、皓東路(陸皓東)、黃興路；古代文人的名字也被應用了，如陽明路、天祥路，鳳山市的曹公路，也都有一段歷史文化淵源。
更現代化的語言使用，顯現出現代文化的特色，例如「高速公路」、「資訊高速公路」、「捷運」、「網路」、「電腦病毒」、「軟體」、「硬體」……，這些二十世紀末期，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新詞彙，將創造出最新鮮的文化，後代子孫可以從這些詞彙中找到這一時期的文化特色。
二十世紀以來，電話、無線電廣播的發明，語言傳播已經突破了空間的限制，由自然語言逐漸轉化為機器語言，尤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，電視、人造衛星通訊、電腦網路的崛起，語言傳播更是到了無遠弗屆的地步，語言的操作性，遠超過可感性與能指性；語言的文化傳播威力，也從滲透轉變為灌注，優勢文化快速的融合少數民族的弱勢文化，成為另一種文化危機。
歸納上面的論述，透過語言或詞語研究文化內涵，有以下幾種情形：[6]
(一)反映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詞語
1 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物品和傳統節日。例如看到或聽到「粽子」 和「端午
節」這兩個詞語，就會使人想到屈原跳汨羅江自殺，以及龍舟競賽；「月餅」
和「中秋節」；「七夕」、「元宵節」、「清明節」……等等，都具有漢民族的歷
史文化意義。
2 古代名物和典章制度。例如「竹簡」是中國最早的載體之一，是最早的書籍；又如「使節」，根據史書記載，「以竹為之，柄長八尺，以牝牛尾為裝飾」，為帝王所授，使臣所持，是代表國家尊嚴和使臣使命的權杖。
3 反映古代各種人事、人際關係。例如「伯樂」、「知音」、「割席」、「鴻門宴」，都有動人的歷史故事為背景。
4 反映古代愛情婚姻。例如「月老」、「比翼鳥」、「連理枝」、「鵲橋」，都是自古以來愛情。婚姻的寫照。
5 反映古代科舉考試和科舉制度。例如「八股」、「狀元」、「趕考」、「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……等等。
6 反映古代戰爭。例如「狼煙」、「烽火」、「點將台」等等。
7 成語及諺語。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，有許多成語及諺語反映了古代生活的智慧及歷史文化。有些成語源自神話傳說及寓言故事，例如「夸父逐日」、「精衛填海」、「狐假虎威」、「守株待兔」；諺語有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、「遠水救不了近火」……等等。有些成語是歷史事件的概括，如「臥薪嚐膽」、「四面楚歌」、「負荊請罪」、「破釜沈舟」、「口蜜腹劍」；諺語有「無顏見江東父老」、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」、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」……等等。有些成語是對歷史的看法和評價，如「助紂為虐」、「殷鑒不遠」；諺語有「暴政猛於虎」、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」……等等。有些成語飽含人生哲理，例如「居安思危」、「瓜田李下」、「有備無患」；諺語有「忠言逆耳，良藥苦口」，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」……等等。有些成語反映了軍事思想和教育思想，如「哀兵必勝」、「以攻為守」、「學而不厭」、「有教無類」……；諺語有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、「覆巢之下無完卵」、「少年不知勤學苦，起來方知讀書遲」、「書本不常翻，猶如一塊磚」，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等等。[7]
(二)凝聚鮮明漢民族文化內涵的詞語
在中國流傳的文學作品裡，塑造了許多典型人物，他們的專有名字，已經成為特殊含意的通用名詞，例如「包青天」(公正不阿的化身)、「西施」(美人的化身)、「豬八戒」(好色男人的化身)、「阿Q」(精神勝利者的化身)、「阿斗」(窩囊廢)……，這些入己根深蒂固的在中國人的腦海中定了型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動、植物和人類共存共榮，相生相剋，維持著生態平衡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中國人就從動、植物的特性作為語料，也創造了其他民族所沒有的語言文化，由凶猛的動物的名字所創造的語詞，就帶有邪惡、不吉利的涵義，例如「狐假虎威」、「如狼似虎」、「獐頭鼠目」；溫馴動物，或對人類生活有貢獻的馬、羊，就有「一馬當先」、「馬到成功」、「吉祥如意」(古代吉祥寫做吉羊)。在中國還有神話中的動物，也成為中國物有的文化，例如「龍」、「鳳」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神聖的動物，甚至把「龍」當成皇帝的化身，凡是與皇帝有關的，都加上了「龍」字，例如「龍體」、「真龍天子」、「龍床」、「龍顏」、「龍袍」，因此，凡是帶有「龍」字的語詞，都有好的涵意，例如「龍飛鳳舞」、「龍鳳呈祥」、「生龍活虎」、「鯉躍龍門」……。在植物方面的語詞，例如「雨後春筍」、「胸有成竹」、「楊柳春風」、「水性楊花」、「青梅竹馬」、「揭竿而起」……。除了動、植物之外，天象也被中國人拿來象徵，如「雨露」象徵恩澤，「風雨」象徵艱難困苦，「綠色」象徵希望。
(三)反映漢民族的強烈民族意識
封建時期的中國，是一個自大、優越感很重的民族，歧視邊疆民族的文化及語言，戰國以前，稱周圍的民族為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；漢代的匈奴、鮮卑；唐代的「吐番」，都是歧視字眼；甚至後來的猺、猓猓、獞等族，都被當做動物看待。晉朝有「五胡亂華」，胡人說漢語，說不清楚，就有所謂的「胡言亂語」。此後，「胡」與「亂」，就被用在日常用語中，創造了許多貶義詞，例如「胡來」、「亂來」、「胡扯」、「亂來」、「胡搞」、「亂搞」、「胡說八道」、「胡思亂想」；古代稱南方人為「蠻」，也有「野蠻」、「蠻橫」等貶義詞。
台灣人在民族意識上，也有特別的名詞：「甘薯仔」、「老芋仔」。根據亦玄的《台語溯源》記載：「台胞所以自稱為「甘藷仔」，並不是因為台灣盛產甘藷，而是台灣島的地形兩頭小中間大，很像一隻大甘藷，所以人以地名。」[8]後來，國民黨撤退來台灣，帶來了二百萬中國人，台灣人為了區別中國人，就以「不識芋仔甘藷」的俗語，稱呼中國人為「老芋仔」。
以上所舉的例子，只是日常語言中經常可以聽到、用到的部分而已，但已經可以證明從語言中可以研究文化的內涵。
六、怎樣通過文化來研究語言
時代不斷的在進步，優勢的語言在強勢的媒體助長之下，使得弱勢民族的文化和語言不斷的被毀滅，尤其有音無字的民族，口頭相傳的語言消失之後，連遺跡或後裔都難以追尋。「語言的消亡其實不是生物學上的事，而是一種文化現象。」[9]因此，文化中的語言，就成為人類語言學、民族語言學的研究範疇。
宋永培在〈中國文化詞匯學的基本特徵〉一文中提到：
依照語言與文化的相互關係，研究應當包括從語言研究文化、從文化研究語言這兩個方面，且方法應是系統貫通的。但是，由於中國語言學界西化式研究法的箝制，卻只出了一本羅常培的《語言與文化》，且只是作了由語言對文化的探討，而更重要的方面──從文化研究語言，卻束之高閣，此後也乏人問津。[10]
不過，宋永培的說法似乎太武斷了，因為，文化影響語言的例子，存在於世界上各民族之間。例如在中國雲南省麗江地區寧蒗縣永寧鄉的摩梭村寨，並沒有所謂的婚姻制度，而是以「走婚」為主，「走婚」是什麼樣的習俗呢？
意指以感情為基礎的性關係，若有了孩子，由女方負責生養，男方完全沒有作父親所需負的責任，只是回到家中必須以舅舅的身分善盡父責，來照顧姐妹們的孩子。而當摩梭舅舅是很幸福的，一沒有家庭的負擔；二可以不時地和心愛的女孩子『走婚』，因此有一句摩梭俗諺；『天上的玉皇大帝，地上的摩梭舅舅。』……有人終其一生可能與無數人『走婚』(男女皆然)[11]
由於「走婚」是摩梭人的傳統文化，所以對於「處女」毫無概念，在他們的語言中，也沒有「處女」一詞。再如，土耳其的觀光客到了美國，都拒絕吃熱狗(hot dog麵包夾豬肉香腸)，因為，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，土耳其是不吃狗肉的國家，只要食物帶有「狗」字，都不吃。又如前面所述，中國古代是畜牧社會，馬是重要的牲畜，因此與馬有關的詞很多，由於社會變遷，文化變異，馬在漢民族的生活中的地位，越來越低，生活中沒有必要再將馬的名稱做細密的分辨，有些馬的指稱詞就逐漸在漢語詞匯中消亡了，諸如此類，就是我們要討論的「文化對語言的影響」。
依據刑福義的研究，任何一種語言的詞匯系統會受到風俗習慣、地理環境、宗教信仰、社會狀況等等文化因素的影響。例如周秦時代對於染織技術已經很發達，在二十四種顏色詞當中與赤色有關的有十一種，與青色有關的有九種，黃色的有二種，黑色的有二種，為什麼赤色的最多呢？因為當時周朝流行赤色。社會獨特的文化也會使現有的詞引伸出其他的意義，例如「意思」是指語言文字的意義，但在漢民族的送禮文化裡，「意思」是指「禮物」，所以送禮者常常會說：「這一點小意思，請收下吧。」有時候，由於歷史文化的因素，會使一部分詞的詞義，在本義的基楚上，產生新的意義。例如黃色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是屬於高貴、權力的象徵，是皇帝專用的顏色，民間禁用，所以黃色成為禁色；近代，為了破除封建思想的藩籬，就把有關「下流」、「庸俗」的事物，都冠上「黃色」的字眼，諸如「黃色書刊」、「黃色電影」、「黃色節目」、「黃色笑話」……等等。這種雙重語義的色彩詞，還有黑色(如：黑色星期五)、灰色(如：灰色思想)、白色(白色恐怖)，都值得探究。
在稱謂語方面，中國漢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。英語用uncle 統稱伯父、叔父、姑父、舅舅和姨丈，用aunt 統稱伯母、嬸嬸、姑媽、舅媽和姨媽。差異如此之大，是因為漢民族注重人倫關係，對於親屬稱謂區分得非常嚴密，無論是婚喪禮俗，遺產繼承，或是一人犯罪波及九族，都要按照親屬輩分關係辦理。
外來文化輸入，也會影響語言的發展，西漢末年，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漢語裡就出現了「一塵不染」、「現身說法」、「五體投地」、「借花獻佛」、「不二法門」這一類與佛教有關的成語。道教盛行期間，也出現了與道教有關的成語，例如「靈丹妙藥」、「迴光返照」、「點石成金」等等。
中醫、中藥是漢民族特有的醫藥文化，在成語裡也出現了與中藥有關的成語「如法泡製」、「妙手回春」、「痛下針砭」、「病入膏肓」、「對症下藥」等等。
以上的例子，說明了不同的民族文化，制約著各自語言的詞義系統，而產生了鮮明的民族性。
文化對語言的影響的理論，自八十年代以來，已經逐漸受到語言學界的重視，
並不像宋永培所說的「從文化研究語言，卻束之高閣，此後也乏人問津。」[12]刑福
義在《文化語言學》一書中著墨甚多，文化對原始語言、語言習得、語言的地域
變異、語言的社會變異的影響、文化對語言接觸和融合的影響，文化對文字和準
語言的影響等等，他都有深入的創見，值得語言學界的重視。
七、結論
不論是從文化的來研究語言，或是由語言來研究文化，文化與語言相互研究
的理論與方法，已經建構成型，在以漢文字作為文化載體的前題下，台灣的語言、
文化的學者專家，應該儘速整合，參酌彼岸的研究方法，成立《台灣文化語言學》。
因為，在台灣這一塊小小的土地上，不僅保留了明代漢人文化習俗，也有各具特
色的原住民文化、荷西文化、日本文化、一九四九年大量移入台灣的中國各地文
化、一九九○年以後大量的外國勞工以及外籍新娘帶來的異國文化，這些所謂異
族文化、省籍情結，一直是台灣精神的亂源。從漢民族的歷史來看，自古以來都
是邊疆民族被漢民族融合，甚至明末清初來台的漢族移民，也都以文化的優勢，
融合台灣的平埔族，唯獨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大陸軍民，想
要以少數融合多數的台灣住民，並且以高壓的政治手段，要消滅台灣的語言及文
化，沒想到台灣人民歷經五十年強力的反抗，終於使國民黨黯然下台。一部國民
黨統治台灣的歷史，其實就是台灣語言與文化的生存抗爭史。
二○○○年政黨已經輪替，口口聲聲愛台灣的民進黨，在語言政策或是文化
政策方面，卻還是在打迷糊仗，這是台灣認同的隱憂。政府如果沒有明確的語言與文化政策，以及強而有力的執行能力，就無法讓政策落實。雖然在九年一貫的課程中，各民族的母語，都已列入鄉土語言的課程中，但是，僅止於語言的交際功能的傳承，對於語言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與教學，又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只能寄望於關心台灣語言及文化的人士，可是，這些熱愛台灣文化的有心之士，都是喜歡單打獨鬥，無法凝聚共識，以致研究方法雜亂無章，研究成果凌散各地，亟須政府出面予以統籌、整理。
台灣是個海島，面積小，種族多，歷史只有四百多年，異族統治的更替、語言與文化的變異，歷時都很短暫，內容卻很繁複，在世界的語言與文化發展史上，絕無僅有，是研究語言與文化的最好的地方，然而，記載台灣文化與歷史的卻是漢字與少量的日文書籍，這種文化與語言的糾葛，也造成了台灣本土人士對於自身文化認同的猶豫，再加上政治力的不當介入，台灣地位模糊，在世界的能見度渾沌不清，使得台灣文化無法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展現多彩多姿的風華，令人感到遺憾。
研究文化與語言的方法，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，他們的理論與方法值得
我們借鏡，希望台灣的語言文化工作者，能夠擺脫意識型態，取他人之長，補己
之短，期能讓台灣語言與文化的資產，獲得重視與保護，這才是台灣人民之福。
參考書目
1. 王宗炎，1999，《語言學和語言的應用》，上海：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。
2. 王銘銘等譯，1987，威廉．A．哈維蘭著，《當代人類學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3. 王逢振，2000，《文化研究》，台北市：揚智文化事業公司。
4. 田汝康，1987，〈序〉，莊錫昌等編：《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。
5. 申小龍，2000，《語言與文化的現代思考》，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。
6. 石安石，1998，《語義研究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
7. 刑福義，1992，《文化語言學》，湖北：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8. 吉爾特．霍夫施台德(Gert Hofstede)，1980，《文化的結果──勞動價值的國際差異》，貝弗利山，LA．Sage出版社。
9. 亦玄，1979，《台語溯源》，台北市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。
10.吳修藝，1988，《中國文化熱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11.宋永培，1995，〈中國文化詞匯學的基本特徵〉，邵敬敏主編：《文化語言學中國潮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
12.林玉山著，2001，《現代語言學的歷史與現狀》，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。
13.周振鶴‧游汝傑，1990，《方言與中國文化》，台北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。
14.周慶華，1999，《語言文化學》，台北：生智文化事業公司。
15.周穗明、翁寒松譯，1993，《語言哲學的工程師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16.邵敬敏主編，1995，《文化語言學中國潮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
17.胡明揚，1999，《西方語言學名著選讀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。
18.胡巍懷，1984，《中國諺語故事》，高雄：愛智圖書有限公司。
19.姚燕譯，1998，《跨文化管理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20.孫周興譯，1993，《走向語言之途》，台北市：時報出版公司。
21.陳申，2001，《語言文化教學策略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。
22.陳原，1999，《語言與社會生活》，北京：生活．讀書．新知三聯書店。
23.陳建民，1999，《中國語言和中國社會》，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。
24.許蘇民1990，《文化哲學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25.教育部，1982，《重編國語辭典》，台北市：台灣商務印書館。
26.莊錫昌等編，1987，《多維視野中等文化理論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。
27.張公瑾，1998，《文化語言學發凡》，昆明：雲南大學出版社。
28.張祖建譯，1999，《語言人──論語言學對人文科學的貢獻》，北京：生活．讀書．新知三聯書店出版。
29.張紹杰譯，索緒爾著，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，，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。
30.張景智譯，1996，《索緒爾》，台北：桂冠圖書公司。
31.盛炎，1990，《語言教學原理》，重慶：重慶出版社。
32.費孝通譯，2002，《文化論》，北京：華夏出版社。
33.趙元任，1980，《語言問題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。
34.趙世開編，1990，《國外語言學概述》，北京：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。
35.編輯部，1986，《世界歷史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。
36.鄧曉華，1993，《人類文化語言學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。
37.熊鈍生主編，1980，《辭海》，臺北市：臺灣中華書局。
38.羅朗．布洛東著，2000，《語言地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39.羅常培著，1996，《語言與文化》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
參考期刊
1. 琴恩( H.P.Thurn)，〈文化社會科學──學科概念發展史〉，《科隆社會學與社會心社學雜誌(KZSS)》，31期，1979年，第3冊。
2.劉利民、周建設主編，《語言．第一卷》，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1月。
3.羅融，〈摩梭走婚 非關不倫〉《新台灣新聞周刊，265期》台北：本土文化事業公司，2001年4月21─2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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